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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難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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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悲鴻 ( 左 ) 與齊白石 1948年,徐悲鴻與齊白石在宅中合影 1953年,徐悲鴻因腦溢血病逝,事後三年,徐家每月還是準時給齊白石送錢。 92歲的齊白石得知老友已逝後,急忙趕去徐家,一進門就下跪,任何人勸說,他都不肯起來。 徐悲鴻比齊白石小30歲,年齡的差距,性格的不同,並沒有阻礙兩人友情的發展。 在徐悲鴻内心,齊白石不僅是自己的摯友更是恩師,而齊白石卻說徐悲鴻是他一生的恩人。 1928年,留法回國的徐悲鴻擔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為了將中國畫發揚光大,徐悲鴻一直在尋找有繪畫藝術天賦之人。 或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一次偶然的機會,徐悲鴻在陳散原(歷史學家陳寅恪的父親)先生家見到兩副畫《柳塘游鴨》《枯藤群雀》,他驚嘆不已,一打聽才知道是出自民間木匠齊白石先生之手。 於是第二天便登門拜訪。 當時齊白石正在趕制兩方印,徐悲鴻只能站在旁邊等候,因此也親眼目睹了老先生篆刻的章法和刀法。 「蒼勁有力,好像呼呼風聲,篆法高雅,佈局奇崛古樸。」 徐悲鴻驚訝又興奮。 當看到牆上的一幅公雞時,不由得又贊嘆: 「先生您的畫自然古樸,不落古人窠臼,自成一格,您看這只隻公雞,在不求似中得似,更顯神韻。」 此時的齊白石每天窩在家裡以賣畫為生,經常遭人白眼,看到如此懂自己欣賞自己作品的人,不由得為之動容,上前抱拳道: 「知我者,悲鴻兄也!」 徐悲鴻見狀,立馬表明自己今天來的目的,是想請先生出山,去北平藝術院給學生授中國畫課。 齊白石先是一驚,隨後立馬拒絕道: 「我一個鄉巴佬,去洋學堂講課,恐怕會給您徐院長帶來麻煩。」 而徐悲鴻卻表示: 「能請先生出山,乃我校之榮幸,何來麻煩一說。」 但後面不管徐悲鴻說什麼,齊白石都是拒絕的。 這樣來來回回,直到第三次,齊白石仍以我是湖南土音不適合授課為由,拒絕任教。 徐悲鴻卻再三懇求並表示: 「只要先生您作畫示範就行,不用授課,道理就在其中,為表誠意,願意每天自驾馬車接送,親自作陪。」 就這樣,農民出身的齊白石當上了北京藝術學院的教授,憑借藝術天賦和繪畫功底得到了許多學生的尊敬。 徐悲鴻不僅履行了當初承諾,更是夏天為齊白石裝風扇,冬天為他生暖爐。兩人經常在一起探討繪畫,交情也是一天比一天深厚。 可好景不長,一些保守派聯名抗議,反對將西方的繪畫改造成中國畫,後面事情越鬧越大,徐悲鴻迫於無奈,辭去了院長一職,離開了北平。 徐悲鴻一走,齊白石也不去上課了,學院多

住相佈施:其實只是一瓶水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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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未聯繫的好友病了,去看她時,她正倚在床頭,手捧一大把藥,病懨懨的樣子。床頭的窗台上,一盆綠蘿長得正嫩,青翠欲滴,與友人病中的顏容成為鮮明的對比。 我說:「好漂亮的盆栽呀!」 她說:「唉,別提了!提起來心裡就不好受。」 然後,她就給我講了以下的故事: 那天買菜回家的路上,看見路邊有一賣小盆栽的板車,賣貨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婦女。也許是正午時分吧,一個顧客也沒有。朋友選中了一盆綠蘿。 賣盆栽的女攤主說:五十元一盆。 按照路邊攤的慣例砍價,朋友說:「三十元吧!」 搖頭:「不行!不過生意難做,就少個五元吧。」 朋友看有鬆動,繼續砍價:「那三十五元吧。」 攤主說:「大姐,三十五元真賣不了。」 最後,終於以四十元成交了。 朋友心滿意足地掏出五十元銅板付錢,在找錢的時候,她聽到了讓她一直難過至今的一句話: 「唉,其實我才賺你不到五元,連一瓶水都買不了……」 被這一聲輕輕的嘆息擊中,朋友僵住了接錢的手。在那一刻,我想,一定是她內心最柔軟的部分被打動了。 她對那女攤主說: 「那算了吧,別找錢了,你就拿去買瓶水喝,這大熱天的 …。」 那攤主不依,堅決地把十元銅板塞進朋友的手中,口裡一直在說:「說好了的、說好了的……」 也許是顧及面子,朋友沒有再跟她當街拉扯,拿著零錢就回家了。 她說:「好多天了,我心裡一直難受。你說,我為什麼要死賴著跟人家砍價?天那麼熱,她一個人拉那麼重的一車東西,也沒個男人幫她。 即使按她出的價錢買,她又能賺多少?這幾塊錢在咱們眼裡算什麼?可能她連一頓飯錢都不夠! 我這不是有毛病嗎?好像不跟人家殺個價就不舒服似的。 平時捐錢,一捐就是好幾千幾百的,為什麼跟這些生活不容易的人斤斤計較?」 她的一席話,讓我在一瞬間明白了什麼是「住相佈施」。 別說是普通的信眾了,即使是學佛、皈依很多年的居士,有多少能瞭解如來真意? 《金剛經》念了幾百遍,不知佛所說何意?不知佛為什麼不讓我們住相佈施? 我們願意捐款造廟宇、塑金身,因為我們希望種福田能讓法喜長久駐世。但是,誰沒有過討價還價、錙銖必較的經歷呢?有多少人,願意把錢給身邊生活困苦的人?有多少人願意讓那些每日以體力討生活的人從自己手裡多掙那怕是幾塊錢? 我們習慣了在菜市場討價還價,卻沒有看到他們披星戴月的辛苦。我們習慣了享受送餐、快遞、搬運、洗車、擦鞋等生活的便利,卻從來沒有想到他們微薄的收入。甚至,我們都沒有正眼看過他們,沒有給

父親的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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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魏卓群 父母於1949年初來台,剛開始居無定所,直到1951年才配到眷舍,土草牆一間,前面自搭茅草竹籬遮棚,後面用殘木破棍撐起一間廚房,大小妹都在此出生。這間陋室卻成了父親和他空軍機校同學(約七、八人左右)聚會的地方,這些同學泰半是同鄉,除了父親外其他都是單身來台,我家自然成為這群同學的聚會所。每月聚會時母親都會炒一盤加了粗鹽的花生米,其他同學也都會帶酒及小菜,一夥人圍坐草棚下邊吃邊喝解鄉愁。 個性沉靜的母親從不參與聊天,我雖年幼但他們談話倒聽得懂些,最常聽到的是『紅樓夢』『官場現形記』什麼跟什麼的一堆話語及當年軍校的八卦,張三追李四的妹妹結果被王五娶走,一場聚會總是二三小時,雖酒酣耳熱不過從未有人酒醉過,並非酒量好而是父親的同學都有節制。有幾回他們放低了聲音講話,耳尖的我也聽到說留在大陸的某同學投共,某人已入了共產黨去某處訓練等之類的事,這種茲事體大的事如耳不聰是聽不到的。我那時才讀低年級吧,『紅樓夢』知道是夢,『官場現形記』就不是我認知範圍內的知識,直到初中快畢業才知道現形記的意思。至於其他瑣碎的事也一知半解。這類的同學會直到薛伯出了事才解散。 薛伯年紀稍長父親他們四至五歲,在老家已有妻小,平日沉默寡言,大夥也都知道他思鄉情切,其他同學閒時會到處走逛,薛伯除了來我家外甚少外出,父親這些同鄉同學在家鄉有訂過婚的也有要好的女朋友,如今孓然一身無家累倒也安適過日子,可是鬱鬱寡歡的薛伯瞞著大夥搞出一件驚天駭俗的事。 原來薛伯從軍中出走藏身貨輪準備〝回大陸〞,結果被逮捕坐牢,之後同學會嘎然而止,大夥也漸行漸遠,偶而一兩位伯伯騎著腳踏車經過我家時會喊父親,他們就在門口閒聊幾句就走人,至此父親的這些同學再也沒有來家裡聚會過。 薛伯坐牢出來後沒人敢用他,此時父親已當了村長,就安排薛伯在村裡當清道夫,前二個月薛伯住我家,每晚在簡陋的客廳搭行軍床,一大早再收起來,後來父親在村辦公室闢一木板間隔的小屋給薛伯安身,至此薛伯白天工作晚上也有塊屬於自己的地盤。村里有位高中國文老師,每天都要改不同班級的作文,知道薛伯文筆及毛筆字甚佳,所以央請薛伯利用晚上幫忙批改,那時作文都用毛筆寫,老師也用紅色墨汁批改,按件計酬。 我還記得薛伯清理水溝經常撿到一毛兩毛的零錢及玻璃彈珠,洗乾淨後放在罐子裡,我曾向他要玻璃彈珠,被薛伯訓一頓,『女孩子蹲在地上跟男孩玩彈珠像樣嗎?』至於零錢,薛伯存滿後

當鋪贖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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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時代,北京城裡有一家名叫「德茂」的當舖。 店內有個小夥計劉小三,聰明機智,善於思考。 一天早晨,劉小三剛卸完門板,把店內外打掃乾淨,就有一個中年人站在高高的櫃台前,拿出一個光亮的紅漆小木匣,打開後,裡面有一顆又圓又大又亮的珍珠。 上了年紀的王師傅接過仔細看了看,當即同意當銀一百兩,提筆開出當票:「當字七十二號,珍珠一顆,當銀一百兩整,月息二成。」 當珠人收了銀子,笑咪咪的走了。 劉小三走過來說:「王師傅,那珠子你沒看錯?」 「我在這裡三十多年了,還沒錯過,今天怎麼就會錯?」王師傅很自負的說。 「那當珠人進店出店的神色不對頭。」劉小三沉思著說:「你剛接過珠子看時,他一臉緊張的樣子;你同意當一百兩銀子,他馬上露出喜色;他拿到銀子後,又急不可待的走了,我們得仔細看看那顆珠子。」 王師傅拿起珠子,看了好一會兒,覺的有些拿不準了。 店內的夥計也都圍上來,沒有一個人能分出真假。 王師傅頓時有些慌張,趕快去告訴老闆。 老闆便把城市的幾個同行請來,鑒別珍珠的真假。 鑒定出來,確定是琉璃做的假珠。 老闆氣壞了,罵王師傅說:「你這個老糊塗!一個月以後,當珠人不來贖回珠子,這一百兩銀子就請你付!」 說完轉身走了。 損失了那麼多錢,又挨罵,王師傅哪裡受得住!竟想偷偷自殺。 這事被劉小三知道了,對王師傅說:「師傅不必這樣,你拿出二十兩銀子,我替你想辦法。」 王師傅知道劉小三為人誠實,就把攢了多年的二十兩銀子交給他。 接著,劉小三以師傅的名義撒出幾十封請帖,邀請當業的同仁到「松竹樓」吃飯。 這天中午,幾十名當業同仁聚在松竹樓,劃拳喝酒,高談闊論,好不熱鬧! 酒過三巡,劉小三手托紅漆小木匣,拿到大家面前,高聲的說:「我師傅收當了一顆珍珠,不知道是真是假,請諸位同仁來鑒別鑒別。」 大家看過後,有人說真的,有人說假的。 連外面看熱鬧的人也湧進來了。 這時,劉小三提高嗓門說:「這是一顆假珍珠,師傅一時疏忽,當成了真的珍珠,當了一百兩銀子。今天,請各位來看,別再上當。」 說著,劉小三取出那顆珍珠,舉起小銅錘,把珍珠砸碎了,邊砸邊說:「假的留著有何用?」 劉小三的舉動很快就傳開了,議論紛紛。 王師傅卻擔心的問劉小三:「一百兩銀子還沒追回,你倒把假珠子砸碎了,這怎麼辦?」 「別著急,當珠人會把銀子送來的。」 果然,這天清早,那個當珠人笑咪咪的走進當舖,取出一袋銀子和當票,高聲吆喝:「贖珠!」 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