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坤

她用結束自己的生命，改變了台灣安樂死流浪狗政策，106年2月4日政府新法上路，不再撲殺流浪動物。 代價高昂，令人悲傷！ 為了維持救助站的運轉，簡稚澄親手給700多隻流浪狗實施了安樂死。當這一消息被曝光後，輿論爆發。昔日的＂愛心天使＂搖身一變，成為眾矢之的的＂冷血殺手＂。 2016年，承受不住輿論壓力的簡稚澄，在結婚不久後，選擇用安樂死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投身獸醫，只為心中那份愛 1984年，簡稚澄出生台灣。 簡稚澄的父母，沒有怎麼讀過書，吃過沒文化的虧，所以從簡稚澄很小的時候就嚴格要求她的學習。放學回家，除了學校老師布置的作業之外，還有父母額外準備的家庭作業等著她。 那些年，簡稚澄的生活就像一台不停運轉的機器，白天在學校完成課堂任務，晚上回家繼續完成父母安排的課題。 在簡稚澄還不到十歲的時候，長時間的學習壓力讓她身體不堪重負，簡稚澄因病住進了醫院。 病愈出院後，簡稚澄經常悶悶不樂，父母看在眼裡，心生愧疚，於是為了安慰她，給她買了一隻小狗。這隻小狗成了她唯一的慰藉。在她的童年記憶中，那只小狗幾乎是她最好的朋友和玩伴。 好景不長，小狗突然病倒了，因為沒有及時治療，小狗去世了。那時，簡稚澄雖然年紀尚小，但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她決心將來要成為一名寵物醫生，幫助像她的小狗一樣無助的毛孩子。 只是，這個夢想她從未對父母提起過。在父母眼中，簡稚澄依然是那個聽話、懂事的乖女兒。她的成績名列前茅，性格溫柔，深受老師和同學們的喜愛。 直到有一天，簡稚澄走上了自己的反叛之路。 簡稚澄成績優異，按理說足以考入頂尖的大學，在最熱門的專業中大展鴻圖，前途無可限量。但她卻選擇了就讀獸醫專業。 家人百般勸說，親戚也表示不理解，他們不懂這個決定背後的緣由。畢竟，在當時，獸醫專業冷門而毫無前景。可簡稚澄的心意已決，她要將對動物的愛，化作救助它們的實際行動。 社會上新興職業的變化，尤其是寵物行業的飛速發展，城鎮的擴展和人們對寵物的關注越來越多，獸醫成了大家追捧的「香餑餑」。 2009年，畢業的簡稚澄以特考榜首的身份考上了獸醫師執照。 沒多久，一個知名寵物醫院向簡稚澄拋出了橄欖枝。優渥的薪資，舒適的工作環境，她的家人非常滿意。 簡稚澄再一次做出了令人不理解的選擇，她拒絕了這份工作，簡稚澄的決定讓父母難以理解。 簡稚澄還在實習期間，曾去過一家流浪動物收容所。那裡環境簡陋，設施老舊，很多狗狗毛發打結、身上髒...

  朋友家裡大長輩過世，治喪的時候發現，大長輩的某一個兒子居然申請了十五張死亡證明。 後來才知道，這個兒子在老人家生前，以給老人一個保障的說法，說服老人簽字保了各種險。現在老人家過世了，他就以此申請各種保險賠償。 仔細深究，這也不算是犯法，因為這十五張保單一直都是他在付費，而且老人家是自然過世，無病無災，走得很安詳，大家都是親眼目睹的。這個兒子雖然拿了所有賠償，也出了大部分的喪葬費用（至於賠償就都是他的了）。但聽起來總覺得哪裡怪怪的。而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做類似的事情。 他有一個弟弟，天生殘疾，身體不好，婚後日子過得很辛苦，老婆也離開了，他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生活。有一天做哥哥的跟弟弟說：你家全靠你一個人撐著，你又身體不好，如果出了什麼事，孩子們都沒保障。我給你買保險，我幫你繳錢，如果出了什麼問題，至少不會讓你們家斷炊。 弟弟聞言，覺得哥哥為自己想得周到，沒有懷疑，就在保險單上簽名。 幾年後，弟弟因病倒下，為了救他的命，要開幾次手術，即使使用健保也還有許多要自費的地方，再加上長期住院、後續照料，醫療費用很高。弟弟的兩個孩子當時都還在讀書，一個讀高中一個讀國中，根本無力籌措醫療費，於是去找伯父請求協助。他們的意思是，能不能從伯父得到的保險賠償裡，撥一點錢出來給爸爸用？至少先把眼前的醫療費用難關給解決。 沒想到伯父臉色一沉，說這是他出錢幫弟弟保險，現在得到賠償，也是他的，跟侄子無關。 侄子說，但被保險的人可是他們的爸爸啊！爸爸現在在醫院躺著，保險費用不應該是爸爸優先用嗎？要不，算我們跟你借吧！等我們畢業了，一定賺錢還你。 伯父說，借錢給你們是不可能的。長期以來你爸可沒有付過我一毛錢保費啊！你想要賠償，就去告我啊！ 這種事情當然可以上法庭解決，但是對家屬來說，眼前連住院費都繳不出來了，更別談打冗長的官司。兩個孩子最後求親告友，張羅錢給爸爸開刀治病。但後來他們的爸爸還是癱了，長期臥床療養，一直到現在。 因為父親的病，兩個孩子沒能完成正規學業，他們陸續出社會，去餐廳當學徒，後來又自己創業，經營餐廳。兄弟兩人很團結，把生活過得很好，現在也分別成家立業了，一直妥善照顧父親。可是提到伯父的無情與貪婪，很難不心懷怨懟，雙方碰上，兩兄弟根本不願意正眼看對方。 但這個做伯父、做哥哥的人，卻一直以自己「慧眼識珠」而自豪。他覺得自己眼光獨道，「投資」精準，每次給親人保險都能獲利。 我聽這...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們班二十多個學生，把楊老師的丈夫揍了。那時候我們才讀六年級。這事要是現在說出來，肯定有人罵我們不懂事。 可三十多年過去，我們班沒有一個人後悔。 那年，我們在村小讀五年級。楊老師從四年級開始帶我們。她很嚴厲，作業少寫一行要重寫，書背不出來就站著背。 她眼睛一掃，教室裡連咳嗽聲都能小下去。我們怕她，也怨她，背地叫她“黑臉婆”。 | 那時候不懂，後來才明白，有些人對你板著臉，嚴格要求你，那是對你好。 一個週六放學前，楊老師站在講臺上，手中捏著半截粉筆，幾次想開口，又咽了回去。最後她低聲問：“明天誰有空，能不能來老師家幫一天忙，插秧？” 教室裡先安靜了一下，隨後一大片手舉起來。 九十年代初的農村孩子，誰不會插秧？割豬草、放牛、拾柴、下田，都是從小幹慣了的。 只有我沒舉手。我爸走得早，家裡只有我媽一個勞力。晚上我跟我媽說這事，我媽正在剁豬草，刀在案板上咚咚響。 我說：“我不去了，咱家也忙。” 我媽停下刀，看了我一眼：“去。”我不服氣：“她是老師，咋還讓學生幹活？” 我媽嘆了口氣：“她要不是難到沒辦法，能跟學生張這個嘴？一個女人，帶個孩子，又教書，又種田，不容易。” 於是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去了。 從我們六隊到楊老師家十一隊，要走好幾條田埂。早春露水重，褲腳很快濕了，風一吹，小腿發涼。 到田邊時，同學們已經來了大半。楊老師的女兒小芳站在田埂上給我們分秧。她比我們小一點，瘦瘦的，見人就低頭，說話聲音小得像蚊子。 田水冰得扎腳，我們卷起褲腿下田。 剛開始大家還老實，一人一排，彎腰插秧。沒一會兒，孩子性子就出來了。趙大勇往我褲腿上甩泥，我捧水潑他。幾個男生比賽誰插得快，插得歪七扭八。 女生在旁邊罵：“你們這是插秧，還是給田裡畫符？” 快晌午，楊老師回家給我們做飯。她蒸了麵皮，買了油條，還烙了草鞋饃。 那年月，鄉下孩子能吃上一根熱油條，眼睛都亮了。我們蹲在門檻上吃，端著碗吸溜吸溜。 趙大勇連吃三碗面皮，還想去盛，被班長一把拽住：“給老師留點！” 楊老師站在灶房門口看著我們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師笑。 吃完飯，我們又下田。太陽照在水田上，亮晃晃的。趙大勇一腳踩滑，摔進剛抹平的秧箱里，把泥面砸出一個坑。 小芳急得眼圈紅了。楊老師沒罵，只說：“沒事，我回去拿工具，抹一下就好。” 她剛走沒多久，我們就聽見院子傳來一聲哭喊。那聲音不對，是人疼到受不住，才會發出來的聲音。 緊接著，...

同事阿邦走得很突然。 那天只是普通的下班後活動，跟幾個同事去打羽毛球，球還沒打幾場，人就倒了。醫院說，是心臟病發作，四十歲。 公司裡很多人一時都不敢相信，特別是位子就在阿邦旁邊的她。 她和阿邦不算特別親密，但每天抬頭低頭都會看見彼此，午休會聊幾句，偶爾一起買咖啡，那種不刻意維繫、卻自然存在的關係。有一次，她無意間瞄到他電腦旁壓著一張照片，照片裡是一個小孩，笑得很燦爛，背景有點破舊。 「你小孩喔？」她隨口問。 阿邦愣了一下，笑了笑：「不是，我有資助一個小孩，遠距離領養。」 他簡單說，那小孩叫克魯亞，在一個貧窮又動盪的地方，他每個月都會匯錢過去，讓對方能上學、生活。他語氣很平淡，像在說一件小事，然後拿出一疊信，「他每個月都會寫信給我。」 她看著那些信，還有照片裡那個努力對著鏡頭微笑的小孩，忽然覺得，阿邦的世界，比她想像中還要遠、也還要溫柔。 直到阿邦離開，辦公室少了一個人，其實很明顯。椅子空著，鍵盤沒有聲音，那個總是準時出現的身影，就這樣不見了。她有時候還是會下意識轉過頭，想說一句話，才發現旁邊已經沒有人回應。 幾天後，她的視線落在那張照片上，克魯亞還在笑。她忽然想到一個問題，阿邦走了，那這個小孩怎麼辦？這個念頭像卡在心裡的一根刺，她每天都會想起，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做。 她做了一個決定。 那天下班後，她沒有立刻離開，辦公室只剩下她一個人。她走到阿邦的位子坐下，打開抽屜，那些信還在，一封一封整齊地放著。她慢慢翻開，看見熟悉又陌生的字跡：「Dear Uncle Bang…」她看著看著，鼻子有點酸。 最後，她拿出紙和筆，寫了一封信。她用阿邦的名義，聯絡負責這個資助計畫的機構，告訴他們聯絡方式更換了，留下的是她自己的地址和電話。 她沒有提到阿邦離開的事，她不想讓克魯亞知道。 她把一切處理得很乾淨，對機構來說，只是聯絡人換了，資助沒有中斷。 就這樣，她接手了這段關係。 每個月，她準時匯錢；每隔一段時間，她會收到克魯亞的信，信裡還是一樣，寫著學校的事、考試的成績，還有那些單純又用力的夢想。她開始回信，一開始很不習慣，甚至會猶豫該用什麼語氣，但慢慢地，她學會用阿邦的方式說話，簡單、直接，不多解釋。 有時候，她也會忍不住多寫一點，多問一句「最近開心嗎？」，多加一句「記得要照顧自己」。 她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欺騙，但她知道，有些東西，比真相更重要。 時間過得很快，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