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姨
姊姊跳河後,16歲妹妹扛起整個家,供出兩個大學生 。 小姨16歲那年,因為一個調皮的謊言,害得被誤會的姐姐在委屈中跳河自盡。從那天起,那個古怪精靈、能說會道的女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沉默寡言、只知埋頭苦幹的「男人婆」。 姊姊 留下兩個年幼的孩子——三歲的我,和五歲的哥哥。父親早已離家杳無音訊,姥爺姥姥年邁,是小姨用她單薄的肩膀,無聲地扛起了這個破碎的家。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飯、下地、砍柴,農閒時就外出打零工,像男人一樣在工地背起小山高的磚頭。她對全世界都冷若冰霜,唯獨對我和哥哥傾盡所有溫柔。她用打工賺的錢給我們買書買零食,誰敢欺負我們,瘦小的她會掄起鐵鍬追打對方,直到全村沒人敢惹我們。 她知道讀書是我們唯一的出路。為了讓成績中等的我考上高中,她花大錢請家教,把從山裡採來的稀有山貨恭敬地送給老師。哥哥曾因流言恨過她,直到發現小姨年年悄悄幫班主任幹農活,只為換取對哥哥的關照。從那天起,哥哥玩命地學習,最終考上了浙江大學。我記得小姨收到錄取通知書那天,下午三點多才回家,眼睛腫得像桃子。她帶我們去上墳,對姥姥姥爺和我媽的墳頭說:「他們能讀到哪,我就供到哪。一想到他們那麼有學問,我渾身就有使不完的勁。」 我和哥哥相繼在北京扎根,接她來享福。她開心地逛了長城、故宮,喝豆汁、吃烤鴨,卻在一個月後執意回到農村老家。她說:「能親眼看你們在北京扎下根,我就放心了。但我的根在老家呀。」我們每月寄錢,她分文未動,全存在以我們名字開的帳戶裡。 直到2020年,她在田裡暈倒,診斷出肝癌晚期。我們把她接到北京,卻只等到醫生宣判的一個月期限。確診那天,我和哥哥跪在病床前,第一次喊她「媽」。她從枕頭下取出兩張卡,裡面是我們這些年寄的錢,還有她各自添上的兩萬塊——那是她最後的禮物。我們接過的,不是銀行卡,而是小姨被辛勞榨乾的一生。 臨終前,她陷入昏迷,只醒來一次,用盡力氣交代了一件事:自從姐姐走後,每年忌日,她都會去姐姐跳河的水庫邊種一棵松樹,因為姐姐曾羨慕那些松樹活得自在。她請求我們,以後每年也回去種一棵。 小姨走後,我們的心缺了一角。她用一生背負著對姐姐的愧疚,將所有的愛與力氣,毫無保留地灌注給了我們。她不曾結婚,不曾為自己活過一天,卻活成了我和哥哥心中,最頂天立地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