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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老師的丈夫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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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們班二十多個學生,把楊老師的丈夫揍了。那時候我們才讀六年級。這事要是現在說出來,肯定有人罵我們不懂事。 可三十多年過去,我們班沒有一個人后悔。 那年,我們在村小讀五年級。楊老師從四年級開始帶我們。她很嚴,作業少寫一行要重寫,書背不出來就站著背。 她眼睛一掃,教室里連咳嗽聲都能小下去。我們怕她,也怨她,背地里叫她“黑臉婆”。 | 那時候不懂,后來才明白,有些人對你板著臉,嚴格要求你,那是對你好。 一個周六放學前,楊老師站在講臺上,手里捏著半截粉筆,幾次想開口,又咽了回去。最后她低聲問:“明天誰有空,能不能來老師家幫一天忙,插秧?” 教室里先安靜了一下,隨后一大片手舉起來。 九十年代初的農村孩子,誰不會插秧?割豬草、放牛、拾柴、下田,都是從小干慣了的。 只有我沒舉手。我爸走得早,家里只有我媽一個勞力。晚上我跟我媽說這事,我媽正在剁豬草,刀在案板上咚咚響。 我說:“我不去了,咱家也忙。” 我媽停下刀,看了我一眼:“去。”我不服氣:“她是老師,咋還讓學生干活?” 我媽嘆了口氣:“她要不是難到沒辦法,能跟學生張這個嘴?一個女人,帶個孩子,又教書,又種田,不容易。” 于是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去了。 從我們六隊到楊老師家十一隊,要走好幾條田埂。早春露水重,褲腳很快濕了,風一吹,小腿發涼。 到田邊時,同學們已經來了大半。楊老師的女兒小芳站在田埂上給我們分秧。她比我們小一點,瘦瘦的,見人就低頭,說話聲音小得像蚊子。 田水冰得扎腳,我們卷起褲腿下田。 剛開始大家還老實,一人一排,彎腰插秧。沒一會兒,孩子性子就出來了。趙大勇往我褲腿上甩泥,我捧水潑他。幾個男生比賽誰插得快,插得歪七扭八。 女生在旁邊罵:“你們這是插秧,還是給田里畫符?” 快晌午,楊老師回家給我們做飯。她蒸了面皮,買了油條,還烙了草鞋饃。 那年月,鄉下孩子能吃上一根熱油條,眼睛都亮了。我們蹲在門檻上吃,端著碗吸溜吸溜。 趙大勇連吃三碗面皮,還想去盛,被班長一把拽住:“給老師留點!” 楊老師站在灶房門口看著我們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師笑。 吃完飯,我們又下田。太陽照在水田上,亮晃晃的。趙大勇一腳踩滑,摔進剛抹平的秧箱里,把泥面砸出一個坑。 小芳急得眼圈紅了。楊老師沒罵,只說:“沒事,我回去拿工具,抹一下就好。” 她剛走沒多久,我們就聽見院子里傳來一聲哭喊。那聲音不對,是人疼到受不住,才會發出來的聲音。 緊接著...

阿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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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阿邦走得很突然。 那天只是普通的下班後活動,跟幾個同事去打羽毛球,球還沒打幾場,人就倒了。醫院說,是心臟病發作,四十歲。 公司裡很多人一時都不敢相信,特別是位子就在阿邦旁邊的她。 她和阿邦不算特別親密,但每天抬頭低頭都會看見彼此,午休會聊幾句,偶爾一起買咖啡,那種不刻意維繫、卻自然存在的關係。有一次,她無意間瞄到他電腦旁壓著一張照片,照片裡是一個小孩,笑得很燦爛,背景有點破舊。 「你小孩喔?」她隨口問。 阿邦愣了一下,笑了笑:「不是,我有資助一個小孩,遠距離領養。」 他簡單說,那小孩叫克魯亞,在一個貧窮又動盪的地方,他每個月都會匯錢過去,讓對方能上學、生活。他語氣很平淡,像在說一件小事,然後拿出一疊信,「他每個月都會寫信給我。」 她看著那些信,還有照片裡那個努力對著鏡頭微笑的小孩,忽然覺得,阿邦的世界,比她想像中還要遠、也還要溫柔。 直到阿邦離開,辦公室少了一個人,其實很明顯。椅子空著,鍵盤沒有聲音,那個總是準時出現的身影,就這樣不見了。她有時候還是會下意識轉過頭,想說一句話,才發現旁邊已經沒有人回應。 幾天後,她的視線落在那張照片上,克魯亞還在笑。她忽然想到一個問題,阿邦走了,那這個小孩怎麼辦?這個念頭像卡在心裡的一根刺,她每天都會想起,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做。 她做了一個決定。 那天下班後,她沒有立刻離開,辦公室只剩下她一個人。她走到阿邦的位子坐下,打開抽屜,那些信還在,一封一封整齊地放著。她慢慢翻開,看見熟悉又陌生的字跡:「Dear Uncle Bang…」她看著看著,鼻子有點酸。 最後,她拿出紙和筆,寫了一封信。她用阿邦的名義,聯絡負責這個資助計畫的機構,告訴他們聯絡方式更換了,留下的是她自己的地址和電話。 她沒有提到阿邦離開的事,她不想讓克魯亞知道。 她把一切處理得很乾淨,對機構來說,只是聯絡人換了,資助沒有中斷。 就這樣,她接手了這段關係。 每個月,她準時匯錢;每隔一段時間,她會收到克魯亞的信,信裡還是一樣,寫著學校的事、考試的成績,還有那些單純又用力的夢想。她開始回信,一開始很不習慣,甚至會猶豫該用什麼語氣,但慢慢地,她學會用阿邦的方式說話,簡單、直接,不多解釋。 有時候,她也會忍不住多寫一點,多問一句「最近開心嗎?」,多加一句「記得要照顧自己」。 她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欺騙,但她知道,有些東西,比真相更重要。 時間過得很快,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她...

樹上的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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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發生在約10年前,我一個客戶堤供的自身事件。 我叫小海,彰化人,那時我還沒到30歲,跟老闆吵架被解雇,成天在家打電動,我媽要我回老家幫忙我奶奶,因為她手骨折,而我阿公過世得早,她一個人住。 我老家在彰化接近南投的山邊,離濁水溪不遠。 我立即開著爸爸的老VOLVO回到老家,奶奶家的粗活都我包了。 奶奶只用一隻手就能弄出六道口味極佳的菜餚,吃的我滿心愉悅。 黃昏時分,挺著飽足的肚子,坐在老家的院子喝著啤酒抽著菸,吹著涼風很是輕鬆。 忽然一股刺鼻的味道隨著風飄散過來,那是會令人心裡警鈴大作的味道 - 「屍臭」。 老家對面是兩棟老屋,都已經沒人住,老屋後面有一大片荒廢的果園,味道疑似自那裏飄過來。 我走過去看,但林子幽暗無光,甚麼也看不到,而又一股臭味襲來,我確定是這林子裡有問題。 其實郊外山邊屍臭味很正常,貓狗松鼠猴子蛇,都可能是屍臭來源。 第二天早上我來到了那片果園,看到令我膽顫心驚的一幕。 樹上掛著一個層層包裹的塑膠袋,裡面有團黑乎乎的東西,還有液體! 繞了一圈這樣的掛在樹上的塑膠袋竟然有四個,全都透露出強烈的屍臭。 「死貓掛樹頭」……. 我再次看見兒時的噩夢。 小時候看過幾次這種民俗儀式,不時有人把死貓掛在樹上,搞得我們小孩子都不敢接近樹林,直至臭到令人無法忍受,才有大人去處理。 濁水溪也不時有死狗漂浮,也是「死狗放水流」。 可是現在是2015年,誰現在還在做這種惡劣的事,而且一次那麼多隻。 我的直覺告訴我有人刻意沙貓然後如此棄置這裡。 我拍了照,回到家問奶奶。 「那塊地是林登阿公的地,那塊地本來租給人種桃子,後來不租就荒廢了。 老先生走了後他兒子繼承了土地,也沒管理,加讓人早就移民國外了,就荒廢自此……在樹上掛死貓的事幾年前發生過,處理過後就沒再發生,沒想到又出現。」奶奶對我說。 「那就無法可管了嗎?這傢伙肯定是殺了貓然後掛上去的。」我說。 「怎麼管?要警察來巡邏嗎?顧人都來不及了還顧貓……」 我還是報了案,警方看了照片後表示會「加強巡邏」。 後來竟然出現第五個死貓袋,那個殺貓惡人還在犯案! 我意識到我現在就是小時候希望大人來出面處理的那個「大人」。 戴上N95口罩,手套雨衣,我把五包血肉模糊的貓屍集中在一個大塑膠袋裡,密封在紙箱中,而後打電話叫了寵物葬儀社,花了點錢請他們將貓咪火化。 我做完一切疲倦又生氣地跟奶奶說,那個人一定還會犯案,但根本不知...

善良的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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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湖北一名農村婦人謝三秀,抱著罹患眼癌、才七個月大的女兒,在廣州大道上三步一叩首,一路跪行。只因前一天,一名自稱是廣州富家子弟的網友對她說,只要妳跪著走到體育中心,我就捐兩萬。救女心切的她立刻照做,本以為對方會信守承諾,沒想到最後等來的卻是一句狠狠的羞辱:「那是妳自己作賤自己,我才不會捐。」 消息一出,立刻引發軒然大波。短短幾天內,網友就募得28萬元,還查出了那名「富二代」的真實身分。沒想到,真相竟讓所有人都愣住了。 眼前這個抱著孩子痛哭的女人,名叫謝三秀,來自湖北荊州市熊河鎮。婚後她跟著丈夫到廣州的成衣工廠打工,日子不算富裕,但也還算知足。可惜好景不常,夫妻倆的人生在2010年冬天瞬間墜入谷底。才出生兩個月的女兒珊珊,被診斷出罹患視網膜母細胞瘤,治療費高達28萬元。 夫妻倆拿出所有積蓄,也向親友借遍了錢,卻還是遠遠不夠。為了替孩子治病,謝三秀幾乎抓住每一根可能的救命稻草。她先循正式管道向兒童基金會求助,好不容易跑到當地民政部門開出證明,卻被告知得排隊兩年,而且最多只能補助兩萬元。珊珊的病情,根本等不起。 走投無路之下,謝三秀在春節期間跑到南方醫院門口乞討,最後膝蓋都跪破了,也只討到零零星星幾個銅板,還被路人當成騙子。無計可施的她,又想到上網求助,在天涯論壇發了一篇〈求社會好心人拯救眼癌寶寶〉的文章,但結果依舊一樣,文章淹沒在資訊洪流裡,只換來零星幾則回覆。 一場沒有戲劇性的苦難,注定會被時代的喧囂吞沒。 就在謝三秀快要絕望的時候,石金泉出現了。當時24歲的他,是個小有名氣的網路操盤手,靠策劃網路熱點賺點零用錢,自稱「金泉少俠」。那時他正因揭露黑心工廠卻不被媒體重視而鬱悶,某天在論壇角落看見了謝三秀的求助文。 他太懂那種無人聞問的絕望,也看透了「人咬狗才是新聞」這條殘酷法則。於是,他帶著批判的眼光翻遍了謝三秀所有的發文,最後得出一個結論:這個女人除了哭,什麼都不會。不會寫催淚故事,不會拍讓人鼻酸的照片,連聯絡電話都留的是丈夫那支老舊手機。 這樣不行,根本不會有人看。 男人心裡盤算著,手指在鍵盤上敲下第一句私訊: 「我可以幫妳,但妳得聽我的。」 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醫院走廊。謝三秀穿著洗得發白的棉襖,懷裡的珊珊睡著了,小臉因為化療微微浮腫。石金泉把印好的「劇本」遞給她,說: 「找個有錢人挑釁妳,妳跪著去討公道,記者一定會來。」 謝三秀捏著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