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坤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們班二十多個學生，把楊老師的丈夫揍了。那時候我們才讀六年級。這事要是現在說出來，肯定有人罵我們不懂事。 可三十多年過去，我們班沒有一個人后悔。 那年，我們在村小讀五年級。楊老師從四年級開始帶我們。她很嚴，作業少寫一行要重寫，書背不出來就站著背。 她眼睛一掃，教室里連咳嗽聲都能小下去。我們怕她，也怨她，背地里叫她“黑臉婆”。 | 那時候不懂，后來才明白，有些人對你板著臉，嚴格要求你，那是對你好。 一個周六放學前，楊老師站在講臺上，手里捏著半截粉筆，幾次想開口，又咽了回去。最后她低聲問：“明天誰有空，能不能來老師家幫一天忙，插秧？” 教室里先安靜了一下，隨后一大片手舉起來。 九十年代初的農村孩子，誰不會插秧？割豬草、放牛、拾柴、下田，都是從小干慣了的。 只有我沒舉手。我爸走得早，家里只有我媽一個勞力。晚上我跟我媽說這事，我媽正在剁豬草，刀在案板上咚咚響。 我說：“我不去了，咱家也忙。” 我媽停下刀，看了我一眼：“去。”我不服氣：“她是老師，咋還讓學生干活？” 我媽嘆了口氣：“她要不是難到沒辦法，能跟學生張這個嘴？一個女人，帶個孩子，又教書，又種田，不容易。” 于是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去了。 從我們六隊到楊老師家十一隊，要走好幾條田埂。早春露水重，褲腳很快濕了，風一吹，小腿發涼。 到田邊時，同學們已經來了大半。楊老師的女兒小芳站在田埂上給我們分秧。她比我們小一點，瘦瘦的，見人就低頭，說話聲音小得像蚊子。 田水冰得扎腳，我們卷起褲腿下田。 剛開始大家還老實，一人一排，彎腰插秧。沒一會兒，孩子性子就出來了。趙大勇往我褲腿上甩泥，我捧水潑他。幾個男生比賽誰插得快，插得歪七扭八。 女生在旁邊罵：“你們這是插秧，還是給田里畫符？” 快晌午，楊老師回家給我們做飯。她蒸了面皮，買了油條，還烙了草鞋饃。 那年月，鄉下孩子能吃上一根熱油條，眼睛都亮了。我們蹲在門檻上吃，端著碗吸溜吸溜。 趙大勇連吃三碗面皮，還想去盛，被班長一把拽住：“給老師留點！” 楊老師站在灶房門口看著我們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師笑。 吃完飯，我們又下田。太陽照在水田上，亮晃晃的。趙大勇一腳踩滑，摔進剛抹平的秧箱里，把泥面砸出一個坑。 小芳急得眼圈紅了。楊老師沒罵，只說：“沒事，我回去拿工具，抹一下就好。” 她剛走沒多久，我們就聽見院子里傳來一聲哭喊。那聲音不對，是人疼到受不住，才會發出來的聲音。 緊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