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坤

  在我九歲以前，我ㄧ直認定自己生長於幸福美滿的小康家庭，擁有愛子女但略顯嚴肅的父親，溫厚慈藹的母親。他們相敬如賓，相濡以沫，從沒有在子女面前發生爭執，對一兒四女永遠是溫柔告誡，絕不惡語相向，更不會打罵，我們沉浸在愛的環境中，還真是兄友妹恭 。 1959年（民國48年）台灣中部發生八七水災，ㄧ夕之間，我們沒有了家。印象深刻的是，八月六日下了一整晚的雨，清晨，和我同睡一張床的東妹搖醒了我，要求我陪她上廁所，睡眼惺忪不情不願的坐起來準備下床，猛的發現我們睡的竹床已變成竹筏在水中漂盪，正不知所措，聽到媽媽從隔壁房間傳來焦急的呼喚，要我及東妹想方設法站到客廳的餐桌上 當我和東妹在桌上緊緊相擁，又傳來媽媽奮力開門的呼叫聲，緊要關頭，鄰居吳叔叔已在客廳外用力踹開門，涉水而進再用力推開媽媽的臥房門，然後抱著么妹牽著我們，緩緩的步出客廳。吳叔叔將我們安置到他新建的房子裡，所有的小蘿蔔頭都坐在餐桌上瑟瑟發抖。幾個小時後，我們家的房子塌了，我們失去了家園。 吳叔叔前一天才喬遷宴客，家裡存有殘羹剩菜，那天，我們沒餓著。傍晚，在細雨中，媽媽抱著9個月的么妹，十歲的哥哥抱著3歲的秋妹，而我和6歲的東妹手牽著手，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到吳叔叔市區商店的二樓落腳。 那是一段慘淡的歲月，爸爸在金門作戰指揮中心，他自己都焦頭爛額了，根本無暇顧及無家可歸的我們，有著心臟病高血壓的媽媽心力交瘁的張羅我們的吃住，還要排除萬難重建家園，當她奔波市政府各處室或坍塌的舊家時，手中有著一大疊的文件要填寫，就只能將小妹綁在我瘦弱的身上，我只能乖乖的亦步亦趨的跟著，而唯一的「男丁哥哥」銜命在「家」陪伴兩個妹妹。 好不容易，金門的戰事緩和了，爸爸得到長官批准回台探親。或許是媽媽積累了太多的疲累，在重建家園的過程中遇到太多困難，深覺孤力無援，對爸爸說話的口氣不再溫柔，難免夾著幾許怨氣，而保家衛國的爸爸也有幾許委屈，他們竟然因意見分歧產生了口角，第一次看到他們唇槍舌戰，嚇呆的我們大氣都不敢哼，五個小蘿蔔頭張口結舌，噤若寒蟬的互望。 「好啦！隨你吧！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反正我又不是你的原配！」媽媽有意結束爭執，氣餒的說了這幾句話。他們的口角算是平息了，卻留給9歲似懂非懂的我ㄧ個百思不解的謎團。 從此生活恢復平靜，倒也是西線無戰事，但我的疑惑並沒有解決，時不時的在腦中打問號，尤其是進入初高中階段，了解了「原配」這個名詞。 大一時

  香港廉政公署 196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人口快速增加，香港經濟發展迅速。面對這些轉變，港英政府既要專注維持社會秩序，同時亦積極為香港市民提供住屋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但是，香港社會的資源因為人口不斷膨脹而未能夠趕及實際需求，從而助長了貪污的歪風。為了維持生計及儘早獲取公共服務，普羅大眾均被習慣賄賂作為途徑，並且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比較具體的例子包括消防人員先收錢才開水喉滅火、救護人員先索取「茶錢」才接送病人到醫院、病人在醫院內要給工人打賞，才可以獲得合理的服侍，此外，一般公共服務，例如輪候公營房屋和申請入讀官立學校等，也得要賄賂負責的公職及相關人員。其中以皇家香港警務處的貪污情況最為嚴重，這支被形容為「世上用錢所能買到的最佳部隊」在六七暴動中立功，獲得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在1969年授予皇家名銜，但是不少接受賄賂的警務人員均濫用自身的權力，貪斂得來大筆財富，而且包庇各種非法罪行，嚴重威脅香港治安，令到香港市民苦不堪言。皇家香港警務處葛柏總警司更是貪污的指標人物，葛柏多年來暗地裡運用自己的職權貪斂大筆財富，賣官鬻爵。葛柏東窗事發後立即潛逃英國。 廉政公署 成立後，首要任務是要緝捕葛柏歸案。葛柏終在1974年4月在英國家中被當地警方拘捕，並於1975年1月在廉署人員押解下引渡返港，判監四年，「四大華探長」之稱的呂樂、韓森、藍剛和顏雄多等香港警察許多中上階層警官也紛紛逃亡英 、 美 、 臺灣等地方，吏治為之一清 。 1973年10月17日，正式提出要設立一個直接向香港總督一人負責，而且獨立於政府架構的撲滅貪污罪行專員公署，以便專門調查貪污案件。公署名為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 廉政公署現僱有職員約一千四百多人，幾乎全部以約聘 形式受聘，其中逾半數職員已在廉政公署服務超過十年。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於1974年2月成立後亦即時接手調查葛柏案 。 廉政公署 （簡稱廉署；英語：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縮寫：ICAC）於1974年2月15日根據《香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成立，是獨立及直接向香港政府首長（香港回歸前為總督，後為行政長官）負責的紀律部隊及執法機構，以肅貪倡廉為目標，採取防止、教育及調查三管齊下的方式執行，其調查對象於成立初期限制於公務員，後來擴展至公共事業機構，進而包括所有私人機構。現任廉政專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