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最後的念想
母親去世一年多了。
在這之前我不論多忙，每月都必從香港返廣州一兩回，看望在那兒的老母親。一個高齡老人，全身上下都有傷病，時日無多了。我能多陪她一會兒就一會兒，哪怕只是坐在她身邊沉默。
母親去世時九十八歲，雙目失明多年。後來幾年已不愛說話，聽人說話也表情冷淡，常常就只是默坐，用十指去感觸身邊的事物，那事物通常是幾張紙巾或一根牙籤。她也只能憑著氣息感覺來人。我就一遍遍地揉摸她青筋縱橫的雙手，傳達著愛意與悲憫。
母親是名奇女子，出身澳門富戶，其爺爺代理丹麥麵粉生意，人稱“梁百萬”，那時的百萬家財想必也算是富豪級的了。他在“大三巴”後面的富人區置下了帶花園的兩層大宅，那宅子到今天仍堅如磐石，看去不失氣勢。開飯時飯廳上上下下坐滿了三張飯桌，孫輩要先向長輩請安。
太平洋戰爭一起，“梁百萬”訂買的一船麵粉沉到海底，血本無歸，家道中落。但爛船也還有三斤釘，母親上的是英國名校聖羅撒女校，未來本該嫁個門當戶對的人家，過少奶奶的日子。但日本侵華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她從抗日歌詠團的熱血少女，變成了拿槍的抗日戰士。一次，抗日游擊隊駐在番禺植地莊，遭叛徒告密，被日軍重兵包圍。母親在突擊時受了傷，被日本人的砲彈震暈過去，日本人當她是屍體讓她躲過了被俘捕。她腿上一直留著傷疤，裡面深藏著取不出來的砲彈散片。最大的一塊傷疤有近巴掌大小，表面紫黑麻糙。我小時曾害怕觸碰它，哪怕只是看一眼。
母親也被視為女中英豪。
她的母親，我的外婆一直在家相夫教子，未必多通曉家國情懷，但對女兒的選擇從不阻攔，並以母親的大愛暗暗支持愛女的行動。有時母親外出開會夜歸，外婆便守著大門等她歸來。澳門大三巴的大宅，也常是地下黨碰頭、開會的地點。外婆就睜一眼閉一眼，從不阻止這些有可能惹來拘捕坐牢的活動。
母親的爺爺破產後，外婆就隨舅舅生活在香港，最後住在西營盤第一街。母親多在內地活動，一九五四年後在廣州工作。外婆一年一度坐船到廣州探望我們一家，我還跟母親去接過船，外婆低下頭在舷窗叫著我的乳名尋找我們的畫面至今還很鮮活。她總是大包小包地帶來吃的穿的，記得我那時最愛吃她帶回來的罐頭“番茄黃豆”，至今甚至仍保持著這口味。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外婆不間斷地從香港寄回各種罐頭，以幫助有六個兒女的母親渡過難關。那時我和哥哥讀中學住校，到郵局取郵件的差事就落到了三妹頭上。現在說起，細節和感慨都還同在。
“港澳關係”在內地極左思潮中一度等同“特務嫌疑”，母親也因此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文革”的日子裡，連同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被“揪鬥”。但記得就在那些日子，她說過一句話：外婆對革命是有貢獻的。很長時間內，母親被困在單位“勞動改造”，一度失去自由。
外婆就在這段日子裡去世。香港舅舅來電報說外婆的棺木已放在了殯儀館，請他的姐姐，我的母親過去主持蓋棺下土的大事。母親身不由己，覆了無奈的電報，大意是：未可赴港，萬事請弟代辦主理。
這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舊事了。記得那時我和哥哥在北京上大學，母親拍了電報告知外婆病重，我們到了海淀區一家電訊局打長途電話，還要通過街道公共電話傳呼母親前來。母親告知外婆已在昨夜去世。電話線路極差，雙方都提高了聲量，一場通告親人病重病亡的電話，成了一場斷斷續續的口號般的呼叫。
母親去世前兩年，我如常按時回廣州看她，那時她已長住醫院，正步步逼近油枯燈滅的大限。
那是個夏日下午，病房流溢著空調的清涼，母親剛由護工洗過頭，灰髮柔順地伏在頭上，面容比平時顯得豐滿和精神。我進病房時叫了她一聲，她揚起了雙眉尋找聲源，神氣有些雀躍，好像盼我很久很急切似的。
“我有件事想拜託你……”母親的教養令她說話一直都很文雅，說話很慢，氣息溫和，即使是對自己的兒女。
我忙應道：“媽，有事儘管說。”
“你幫我把外婆的棺材蓋上蓋兒，再找個地方把她好好葬了。”
我驚愕，一剎那間還有些悚懼。但母親神情平靜，絲毫不像在說譫語。她絞著十指間的紙巾，平靜地說：“棺材蓋兒老開著，外婆的屍首都變綠，長毛了，還是要早些入土為安。”
我眼前即時出現了一具棺木，那裡躺著我的外婆，正呈現著母親描述的情態，形狀十分恐怖。
我慌了：“可是……可是又到哪兒去找外婆的棺材呢？”
“元洲村。”母親平靜地、清晰地吐出三個字。
我在香港住了多年，只在坐巴士時見過“元洲村”的地名，它深藏在二戰前未經嚴格規劃的深水埗街道裡，既不現代，也不豪華。母親年輕時跟外婆在那住過，它那時或許與殯葬有關，甚至只是一條鄉下的“村”。
母親在最後的日子，想起了“文革”的往事，深刻地記得她不曾履行長女的孝道，為五十年前未可親自為外婆蓋棺，在腦海裡繪畫了一幅奇幻、甚至有些詭異的畫面，急切要完成一樁念想。
我決心幫母親了結這個心願，應道：“好，我回香港就辦。”
告別時，母親又吩咐：“看看要花多少錢，你先記下，由我來付。”
二十多天後再回廣州看望母親。剛到醫院坐下，母親就帶一點迫不急待問：“那件事處理得怎麼樣了？”
“什麼事？”我一時發蒙。
“外婆的棺材呀。”
我只當那是母親一時不清醒的委託，早把它丟到腦後了，這會兒只好慌亂應答，“哦，那事啊？都辦好了……”
母親的口氣竟有點緊迫：“棺材在哪兒找到的？”
我已把母親說的“元洲村”忘得一乾二淨，這時便胡言以對：“就是……在你說的那個地方……”
“元洲村嗎？”母親又把那三個字說得字正腔圓。
“對對對……就是元洲村！”如果母親的眼睛能看到我，一定能發現我撒謊的狼狽。
“找了你仔舅父幫忙嗎？葬在哪兒了？”
仔舅父是我的表舅。除了我，他是母親家族在香港唯一的親人。母親與仔舅父小時在澳門一起成長，情同姐弟，甚至比親舅舅感情都要好。
我的謊話已越說越自然，虛構得天衣無縫：“沒去驚動仔舅父。找了兩個工人把外婆葬在一個山崗邊……媽放心，那兒很清靜，不會有人來打攪外婆的。”
母親說話素來“牙齒當金使”，又提起了舊話：“花了多少錢？你到三妹那兒取吧。”
三妹替她管著賬。
我決心把謊言進行到底：“五千……媽，錢由我付吧，外婆自小就疼我，就當是我的孝心。”
我的眼淚已滲了出來。
母親長長地舒出一口氣：“好了，不用總惦著這事了。”
這以後我每次去看她，她都還會提起棺木下葬的事。我津津有味地重複著同一段謊言，有時還隨意加添些細節，我們共同墮進一場認真編述故事的心動中。有時說起外婆生前對我們的關愛，都真心地感動。母親還不時重複說：外婆對革命是有貢獻的。時間長了，母親不再提起這事，再後來，她平靜地走了。
一年多來，我對母親的懷念隨著日子流逝越發強烈，但我也慶幸能與母親共同編寫了一個美好的故事。它讓母親放下了五十年的內疚和遺憾，替曾出入槍林彈雨的女英豪成全了一樁卑微的兒女心事，也替她完成了最後的念想。這念想的關鍵詞是外婆、香港，那是母親一生中重要的人與地，是母親最後時光的慰籍。
本文首發於2018年12月8日上海《新民晚報》。
文 : 黃虹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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