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他的兩個女人
從曼谷飛往昆明的航班上，父親王畏天不停地向我念叨大媽做的破酥包，有多麼多麼的好吃，甚至口水都快流下來。
我轉而問了他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我母親和大媽，你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你覺得誰更好一些？」
「你的母親只是守婦道，和你的大媽相比，一無是處！」父親的回答就像他的性格一樣，簡單粗暴。
那是1991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和弟弟阿旭從泰國美斯樂回老家雲南鳳慶探親。
41年前的春節，身為國民黨國軍中校的父親，撇下他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媽，還有兩歲的兒子，隻身逃往緬甸，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之後，他們前往泰國北部定居，相守一生。
父親的回答，並不出乎我的意料。
1949年12月9日，盧漢起義。在我所學的歷史中，稱之為叛變。
3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
解放軍進城那天，已經脫掉軍裝的父親雙手抱在胸前，站在人群中靜觀這個城市新的主人。
父親畢業於黃埔軍校17期步兵科，後服役於滇軍，至1949年已是中校副團長。
「他們穿得很破，但是步伐非常整齊。」父親沒有正面回答。
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挺進昆明城的解放軍，讓父親感到不安。他調轉身，連夜趕回鳳慶老家，跪在地上對我的奶奶說：「娘，我要去緬甸找三哥，避避風頭，等形勢緩和就回家。」那時，三伯在緬甸跑馬幫生意。
在泰北的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一個傳統，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
奶奶沒有作聲，起身去給父親收拾行李。父親的妻子，則把家裡的破酥包，全都裝進了父親的背包里。
妻子是大他一歲的表姐，青梅竹馬。他們的孩子王磊，僅有兩歲。
那年，父親只有29歲。
父親四兄弟，大伯國民政府的鄉長，二伯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在省立昆華中學任教，三伯跑馬幫生意，常年在緬甸。
1949年，對於富甲一方的王家來說，是命運的分水嶺。
父親一路向西，再向南，翻山越嶺，在湍急的江水中拚命游向緬甸。到緬甸後不久，父親輾轉找到三伯，跑馬幫的三伯，早已不敢回老家。
軍校出身的父親並不是做生意的料，時值李彌在緬北招募國民黨殘軍，試圖反攻，父親當即前往，任上校副司令。
父親逃離家鄉不久，共產黨土改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曾在國民政府任過鄉長的大伯，是重點運動對象，他也在一天深夜，跪別母親，出走緬甸，遺下大伯母和4個幼子。
1953年，我的二伯也來到了緬甸。在此前，他被關押了3年。關押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夭折。被釋放後，依然處於被監視狀態。在一位同族人的勸說下，有一天趁著外出趕集，慌張逃走，未及告別家人。
到此，王家四兄弟，全部在異國相聚。
王家的下一代，亦未能逃脫流亡的宿命。
大伯的大兒子，作為王家的長子，後來也逃到了緬甸，加入李彌的反共救國軍。在之前，他和奶奶、大伯母等三代人一起，被同台批鬥。他們的身上，有太多的壞人標籤，地主家屬、逃亡家屬、境外蔣軍家屬等等。
當兒孫們為了活命一個個地逃亡異國之後，只剩一幫婦孺，守著王家偌大的老宅，獨自承受整個家族之於歷史的苦難。
奶奶只能整日以淚洗面，他的兒孫們，為了活命接連逃往異域，至她死，都沒有回家。
我叫王豪，1961年出生於泰國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美斯樂。
在此前，我的父親一直在緬甸，試圖和敗退於此的國民黨部隊一起反共救國。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緬甸政府的請求下，入緬追剿國民黨部隊。後者不得不跨越湄公河，移師泰北。
父親的其他3個兄弟，也隨軍來到泰國。大伯和三伯繼續做生意，二伯後來成為美斯樂興華中學小學部的校長。
父親撤退泰國時，我還在娘的肚子裡。我的母親叫黃淑卿，1958年由雲南施甸前往緬甸，加入父親所在的第五軍政訓處。母親不僅模樣清秀，還寫得一手好字。
那時，父親已經離開雲南8年了，他知道，回家已遙遙無期，37歲的他渴望重組一個家庭。父親託人去做母親的工作，希望娶她做老婆。母親不為所動，態度非常冷淡。
母親的態度，讓身為師長的父親不解，他了解後才得知，母親曾經有過家庭。父親並不介意，經過不懈努力，母親終於對父親有了好感，嫁給了父親。
一個英俊瀟洒的高級軍官，一個讀過書的大家閨秀，他們的結合，讓無數人羨慕。
我的父親和母親
父親的四個兄弟，先後在異國再娶，這是一個無奈且充滿愧疚的選擇。留在雲南的四個妯娌，一輩子都沒有改嫁。即使在後來，他們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們依然在默默堅守和等待。
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的一天，我的母親突然精神失常！這是一個讓整個美斯樂的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20多年後，當我回到雲南，知道了母親的身世，我終於明白，母親為什麼會這樣。
父親的這一段婚姻，過得並不幸福。
父親常年駐紮軍營，母親只能自己帶著四個孩子生活。她是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每到天黑，她就要把門牢牢鎖好，檢查數遍才放心。然後點上蠟燭，輔導幾個孩子功課。
母親對我們非常溺愛，每當脾氣火暴的父親訓斥我們時，她便挺身而出，但每次，總是吵不過強勢的父親。絲毫不懂溫柔的父親，從來不會安慰母親。
1970年，在緬北駐防三年的父親回了家，我們一家六口終於團聚了。
有一天，全家外出做客時，母親坐在角落裡一語不發，對所有人的問候都不搭理。就在人們埋頭吃飯時，只聽「叭」的一聲，手中的筷子被她折成兩截，整桌賓客愕然。
她開始一個人喃喃自語，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一會哭，一會笑。
從那以後，母親的行為愈發異常。
1970年，對於駐紮泰北的孤軍來說，正處於生死邊緣。
在此前，他們多次被泰國政府圍剿，之後又為了搶生意和毒梟坤沙打仗。這一年，泰國政府邀請他們做僱傭軍，替政府收復被反政府武裝占領的地盤，成功後就可成立政府承認的「泰北民眾自衛隊」，獲得長期居留權。
為了更多人的生，只能讓有的人去送死。
身居副軍長的父親，幾乎天天開會研究打仗事宜，照顧母親的事交給了傳令兵。
而母親不願呆在家裡，她經常有些疑神疑鬼地對我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要我們了。父親深夜開會到很晚，她就帶著最小的弟弟，守在門外，一坐就是幾個鐘頭。開完會的父親看到這個場景，氣得扭頭就走。
有人建議把母親送往精神病院，父親卻沒有同意。他擔心精神病院會讓母親感到害怕。
1972年夏天，父親帶全家到清邁度假，他希望換個環境能讓母親的病好轉，但足足呆了一個月，沒有任何效果。
我曾問父親，他會不會像母親說的那樣，拋棄我們母子。
「不會的！」父親的回答，堅毅中，透露著一絲感傷。1950年，他曾拋棄了自己的妻兒。
母親嫁給父親的那一年，雲南廣播電台開設「對境外國民黨軍殘部廣播」，經常會出現父親的名字，呼籲父親回歸祖國的懷抱，全家老小等候他們回家。每次聽到這樣的廣播，傳令兵就會默默地退去。父親先是一個人躲在房間裡流淚，之後就是摔東西。
對於流落異域的老兵，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過面向北方默默流淚的經歷。同樣，在他們的家鄉，他們的母親或妻子，也是在夜深人靜時，獨自流淚。
等到1961年我出生時，父親四兄弟終於和雲南的家人取得了聯繫。大媽不識字，回信是由哥哥王磊寫來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會問：爸爸，您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能感受到父親的歉疚和無奈，他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能力，寄錢和物品回去。
那時候，中國饑荒遍野。父親寄回去的有炒麵、布匹、炒鍋、紅糖、衣服等等，對於家鄉的親人來說，雪中送炭。
1962年，家鄉來信，奶奶去世了。父親四兄弟相約在泰北的高山上，向北長跪，痛哭流涕。
到了「文革」，雙方的聯繫中斷。直到1978年後，通信再次恢復，也比較頻繁了。只是信的內容，再也不提回家的事情。漫長的十年「文革」，讓大家有了生疏且絕望。
在此前，父親曾有兩次撤台機會，但他沒有走。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四兄弟一致認為，雖然泰國也是異鄉，但離家要近得多。
他們一生，都沒有放棄回家的想法。而現實，卻讓他們成了一群寄居異國的孤兒。
因為父輩們的犧牲和努力，讓我們第二代有了新的出路。中學畢業後，我前往台灣念書，後到日本工讀。直到1990年回到美斯樂，沒想到父親劈頭就說：「你還回來做什麼，看看這個家，一點溫暖都沒有！」
我有些訝異地看著父親，曾經身為副軍長的父親，腰背依然挺直，但頭髮已經花白。
那時，泰北的孤軍已經放下武器，解甲歸田。傳令兵早已四散而去，父親的眼裡，滿是落寞。
我看到瘋了的母親，一個人關在屋子裡，正是盛夏，身上卻層層疊疊穿了五六件衣服，頭髮很髒，身上滿是異味。沒有人能碰她，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看到我回來，母親終於有了一絲笑容，但很快，她又對著空中喃喃自語。
這個場景讓我非常難受，我決定留下來，守著年邁的父母，不再漂泊。
就在我回到美斯樂的這一年，家鄉的一封來信，讓父親有些激動。信是家裡的一位長輩，受父親的兒子王磊之託寫來的：王磊和他娘，希望你們能回家看看，王磊擔心你不相信他，就托我來告訴你，黨和政府非常開明，政策也很明確，你們回來不會有事的，我用人頭擔保。
歷史的恩怨漸漸遠去，親人們的相聚，終於可期。
第二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從曼谷乘坐飛機，開始前往已經離別整整41年的家鄉。
後來才知道，大媽為了等我們回家，就這樣在村口的大樹下，站了整整一天。
父親走到大媽身邊，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說：「你辛苦了，你辛苦了！」這對曾經竹馬青梅的表姐弟，就這樣說著話，往家走去。
父親的舉動，就像一位長官在嘉獎勝利歸來的士兵。
一起前來迎接我們回家的，還有父親的兒子王磊。那個曾在信中無數次呼喚爸爸回家的孩子，已是43歲的中年人。而真正與爸爸相見時，他卻難以開口，一直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小時候一直期盼著爸爸回來，別人都有爸爸，我為什麼沒有。後來長大了，我和媽媽已經不抱希望了。現在突然回來了，就像是做夢一樣，很奇妙的感覺。」王磊很平靜地說。
兩歲時父親就離開了他，但他多年後竟然記得一個畫面：他耍賴皮哭，父親打了他屁股兩下。父親教訓他的畫面，是他對父親唯一的記憶，如同珍寶一樣，深藏於心，一輩子都捨不得忘。
大媽在接到電報時，就開始準備了。他們刷白了房子，從鄉政府借來新的被褥。
父親被安排和大媽同住一屋。
我、弟弟阿旭以及哥哥王磊，住在兩位老人的樓上。夜深人靜時，月光從房頂的窗戶照進來，不隔音的木板下傳來父親和大媽忽高忽低的談話聲。
我們同父異母的三兄弟沒敢說一句話，側耳細聽，只聽得父親翻來覆去說了好多遍，「你辛苦了，對不起你們了。」
大媽則說：「你也不容易。」
每當談話陷入沉默時，父親就搶著說：「過去的事你就不用再說了，你們受的苦我都知道。」
強勢的父親，沒有給大媽任何傾訴的機會。
我也終於明白，當我問母親和大媽誰更好時，父親為什麼會說母親“一無是處” 。大媽對他的包容和體貼，以及作為一名傳統婦女的隱忍，是沒有人可以相比的。
父親的歸來，讓大媽高興不已，她忙前忙後張羅飯菜，待全家人落座，她卻不肯入座，我去請了好幾遍，她才悄悄告訴我：“我從嫁給你父親那天起，從來沒和他同桌吃過飯，這是老規矩。”
在準備的飯菜中，有一盤浸著油漬的破酥包，異常醒目。
回家的父親，還偶遇了當年隨他征戰的勤務兵，勤務兵頭髮花白，穿著一雙破舊的解放鞋，他正步走到父親跟前，敬了一個禮：“長官，您回來了！”
多年後，父親提到這個場景，依然是唏噓不已。
留在雲南的勤務兵，也曾遭受了歷史的折磨，但畢竟，他可以留在家鄉，與親人廝守。
父親回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王氏宗祠。作為鳳慶最大的地主，王家的五代祖墳曾在文革時全部被毀。當地統戰部門為了向曾為副軍長的父親示好，專門撥了一塊地用於修建宗祠。
在奶奶的墳前，父親長跪不起。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這是在泰北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的一個古老傳統。
當年離家時，他告訴母親，他只是出去避避風頭。誰知這一去，就此陰陽兩隔。
在40年前，父輩們流離於緬北的叢林中，居無定所之時，留在家鄉的婦孺們，也在驚恐度日。
王家的祖宅曾是一個有著數十間房屋的青瓦四合院，依山傍水，每扇門窗都雕刻著精美的花紋，四合院前的操場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
1950年後，十多名家丁全部被遣散，只剩一個啞巴忠實地守在奶奶身邊。
再後來，所有人被趕出老宅，王家巨大的木門被貼上封條，財產全被沒收，家人住進一間陰暗潮濕的茅草屋，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半年後，茅草屋倒塌了，他們只能在村子裡挨家挨戶借住。
“母親被批鬥時，我只能站在旁邊，邊看邊哭，等批鬥的人走後，才趕快扶起母親，去找點草藥來給母親敷在傷口上。”王磊說。
因為父親的身份，小學畢業後，王磊就不能繼續唸書了，開始和母親在生產隊幹農活。
曾為地主婆的奶奶，1962年去世時，連一口像樣的棺材都沒有。心底善良的她，把很早前就給自己準備的楠木棺材，用來給那個忠誠的啞巴家丁下葬了。
她的靈前，沒有一個可以披孝的兒子。
流落泰北的王家四兄弟，其中大伯和二伯，在1990年前政策明朗之前，已經去世了，埋骨異域。
我的三伯在看到父親平安返回泰北後，相信了共產黨沒有說謊，也在一年多後回家探親，遺憾的是，見到了我父親的三伯母卻沒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錯過。
王家四兄弟，只有我的父親，見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他們相見兩年後，大媽也去世了。
1993年年底，我成家了，母親的瘋病癒發嚴重，為了探究母親的過去，我帶著新婚妻子前往雲南施甸，去看望外公外婆。
從外婆的口中，我知道了母親的秘密，那是一段連父親都不知道的經歷：出身大戶人家的母親，年輕時曾嫁給當地一青年教師，50年代因丈夫成分不好，夫妻被關進監獄，幾個月後母親以“陪殺”的身份目睹丈夫在眼前被槍斃，5歲女兒也在監獄受了驚嚇，夭折。
母親被釋放後，外婆集齊家裡所有的錢幣，捆在母親身上，送她跨過怒江，逃往緬甸。
我終於明白，母親的一生，為什麼會活得那般驚恐，那麼不安！她對我們的溺愛，對父親的猜疑，都是害怕再失去。
可惜，行伍出身的父親，一生也沒能明白母親內心的創傷，他甚至連母親的生日都不知道。終於，母親再也無法承受歷史的沈痾，在恐懼和不安中，徹底迷失了，成了父親口中“一無是處”的妻子。
1994年，我們邀請二伯母前往泰國團聚，那年，二伯已經去世整整20年了。令人遺憾的是，二伯母臨走都沒有去二伯的墓地。她到死，都沒有原諒自己的丈夫。
他們是王家四兄弟中，唯一自由戀愛的。關於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兒子，會在下一篇泰北系列故事中講述。
2005年，我的父親和母親先後離世，這對陰差陽錯走到一起的夫妻，一輩子過得都很分裂。他們的內心，各自都有著歷史的創傷，卻相互沒能理解和寬慰。
十年後的2015年，我的哥哥王磊來到泰北美斯樂，我帶他去了父親的墓地。他跪在父親的墓前，就如同他那年見到父親時一樣，依然是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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