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的中國恩人

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在侵華戰爭全面升級的初期占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後實施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縱火、搶劫等戰爭罪行與反人類罪行。日軍暴行的高潮從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開始持續6周以上，直到1938年2月才開始有所收斂。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的有關判決和調查，在大屠殺中有30萬中國軍民和戰俘被日軍殺害，在大屠殺第一個月內約2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燒 。

1937年11月22日，留駐南京城內的西方人決定仿照饒家駒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難民區的模式建立一個「南京安全區」，給來不及撤退的中國難民提供避難所。他們成立名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私人機構，推舉西門子洋行駐南京代表約翰·拉貝任主席。國際委員會劃定的南京安全區以美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和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金陵中學、鼓樓醫院等教會機構為中心，安全區面積約3.86平方公里。

約翰·拉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國漢堡。 早年喪父。初中畢業後，曾在一家出口商行當伙計，後前往非洲東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國公司工作數年。 1908年來到中國，1911年至1938年間受僱於西門子康采恩的中國子公司——西門子中國公司，開始在中國瀋陽、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經商，在中國時間前後長達30年。

1937年11月，侵華日軍開始襲擊南京時，他在南京的住所（同時也是辦公地）南京市廣州路小粉橋1號，作為南京安全區收容難民的25個國際安全區之一，保護了600多位難民。作為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的拉貝和其他國際友人一同，協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其負責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區內，拯救了超過25萬中國人的生命。 1938年的新年，劫後餘生的難民收容所的難民們在約翰·拉貝宅邸的院子裡排隊向拉貝三鞠躬，獻給他一塊寫著“您是幾十萬人的活菩薩”的大紅綢布。 1938 年7月30日，國民政府為了感謝約翰·拉貝救助中國難民，秘密地授予當時贈給外國人的最高榮譽——「采玉勳章」。

約翰·拉貝

1938年4月15日，拉貝和妻子奉命返國。 回到德國後，將日本暴行公之於世。 他向德國社會及人民和德國當局通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他放映由牧師約翰.馬吉拍攝的記錄恐怖暴行的影片。他發表演講，揭露恐怖。他力爭面陳希特勒，但沒能成功，於是在1938年6月15日，他給希特勒寄去一封親筆信，內附有影片的拷貝和一份報告。他想促使德國當局根據德國和日本的同盟關係，對日本施加影響和壓力，以制止暴行。 拉貝的這些行動很快惹來了麻煩，使他面臨著強大的政治壓力。

由於德義日三國結合成軸心國， 就在他給希特勒去信後不久幾天，幾名蓋世太保闖進拉貝家，將他逮捕。拉貝遭到了長時間審訊，在被保證不再去公開談論、報告、放映日本暴行後，他被釋放。但拉貝所有日軍在南京暴行的相關資料影片遭沒收。 為了擺脫麻煩，拉貝被迫派往國外工作。 拉貝艱難度過二戰。戰後餘生，他因是納粹黨員又迅速被蘇聯逮捕，被審訊了三天三夜；接著，他又遭到英國人的逮捕，並被詢問了一整天；再接著，他又被一位熟人告發曾參加納粹，捲入漫長的訴訟。這三次受辱，都是因為他曾經的納粹身份。 為了打贏官司，拉貝支付了高額的費用。最後法庭判定，雖然他曾經加入過納粹，但鑒於他在中國的人道主義工作，被判無罪釋放。他終於洗脫了納粹罪名。卻也耗盡家產而一貧如洗，拉貝全家在戰後德國極端困難的社會裡艱難度日，饑寒交迫。生活的極端艱也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在日記中他說：在南京，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來說我是活菩薩，而在德國我卻成了一個」賤民「，一個被社會拋棄的人。

拉貝與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部分成員

1948年，拉貝艱難的處境傳回到了南京。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宣布，拉貝先生生活困苦，需要幫助。幾天之內，國民政府及南京市民為拉貝捐贈了法幣 1億元，相當於2000美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鉅款。同年3月，南京市長攜款抵達瑞士，買了大量的食品和營養品寄給拉貝。使得拉貝全家得以度過戰後物質匱乏的難關，包括蘇聯封鎖西柏林的艱難日子。 這種接濟一直持續到中華民國政府因內戰撤離南京為止。 國民政府甚至表示，如果拉貝先生願意到中國居住，中國會為拉貝先生提供無償住房和終身的養老金。1950年1月5日拉貝於西柏林中風逝世，日記資料由他的家人保存。1996年年底拉貝日記重見天日後，拉貝才重新為世人所知。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保存。

南京拉貝故居與拉貝雕像

拉貝的墓碑，現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保存

《拉貝日記》是約翰·拉貝親身目擊南京大屠殺所作的記錄。拉貝自1911年起受僱於西門子中國公司；南京大屠殺發生時是德國西門子公司駐中國公司員工，他以外國人（日德當時有同盟關係）的特權身份，在中國南京建立南京戰時安全區保護了一些中國平民。日記記錄時間跨度從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在寫作日記之外，拉貝還保存了80多張現場拍攝的照片， 2000多頁的日記，詳細記錄了當年的親歷親見親聞。 並對這些照片作了詳實說明。 由於複雜的政治和歷史原因，拉貝的故事和他的日記一起被塵封多年。直至1996年，《拉貝日記》在美籍華人張純如、邵子平等人的尋訪下，終於從歷史的迷霧中得以重見天日。《拉貝日記》是南京大屠殺的極為重要史料。

《拉貝日記》出版書籍封面

明妮·魏特琳（或譯沃特林，中文名華群，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1886年9月27日－1941年5月14日）女，生於美國伊利諾州塞科爾，美國基督會在華傳教士。魏特琳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塞科爾，1912年畢業於伊利諾伊大學，同年受美國基督會差會派遣到中國，擔任安徽省廬州府（今合肥）基督會三育女中校長。1916年金陵女子大學在南京成立時，她擔任教育系主任。1919年至1922年校長德本康夫人（Matilda Thurston）回美國募捐期間，她曾經擔任代理校長。後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主任。

明妮·魏特琳

1937年，日本軍隊攻陷南京，魏特琳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代理校長，自願與該學院教職員組成留守委員會。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她積極營救中國難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保護了上萬名中國婦孺難民。由於魏特琳當時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在侵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這裡成了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 保護上萬婦孺的人生安全，在當時特殊的環境裡，談何容易！魏特琳女士面對的是一群比野獸更為凶殘的日本侵略兵。美國教會學校的牌子，國際安全區的佈告，對這些獸兵沒有任何約束力。在日軍進城的頭10天裡，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陵女學院抓人，強姦婦女、搶劫錢財。他們不僅從學校的大門、側門強行入內，還有翻越圍牆進校園，更有夜間從學校低矮的籬笆上爬過來，在無燈光的大樓裡，樓上樓下亂摸一氣，摸著哪一個就對她強姦。

金陵女大難民營工作人員合影。前排左四為魏特琳

魏特琳女士一面組織校內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一面請來在“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勞，不是守在門房，就是被叫去阻止進校來姦掠的日兵，從他們手中奪回中國婦女。她整天無法吃上一餐安頓的飯，無法睡上一個安頓的覺。不少日兵因此惱怒，拿著血跡斑斑的刺刀威脅她；日本獸兵還野蠻地打她耳光。華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覺地承擔了保護萬餘名中國婦女兒童的重任，她說，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絕不離開。 美國大使館不斷警告：“再不撤離，以後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堅定地表示：“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然後，她在大使館出示的 的 “ 無論如何也不離寧 ” 的證書上簽上自己的姓名———這已經是她第四次鄭重拒絕了美國大使館要她離開南京的要求。 南京大屠殺結束後，由於長期勞累和過度的精神壓力， 她患上了嚴重的精神抑鬱症。 1938 年7月30日，國民政府為了感謝她，秘密地授予她當時贈給外國人的最高榮譽——「采玉勳章」，通過特別途徑把勳章送到南京的美國大使館，轉交魏特琳。

1940 年5月14日，在多方的勸說下，魏特琳離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回國治病。日軍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魏特琳精神受到嚴重創傷，她病情不僅沒有好轉，還眼看著自己一步一步滑向懸崖邊緣。「我正努力恢復」，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寫信告訴她的朋友說，「不管我多麼努力不再去想別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潰。」 1941年5月14日是魏特琳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這位一向堅強倔強的女性卻選擇了打開廚房的煤氣，結束自己的生命。 魏特琳死後，朋友們在她的枕邊發現的唯一遺物，是一張沾滿淚水的金陵女子學院避難孤兒的照片。她在生命的最後幾天裡曾對友人說，假如她還能再生一次，她還要為中國人民服務，中國是她的「家」。

金陵女子大學一直是她生命的重要部分，魏特琳在這裡付出的精力遠大於對他的家庭和親人。為了留在這裡，她與已訂婚的未婚夫分手，無法陪伴父親身邊，弟弟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以至於魏特琳住醫院治療期間需要家屬簽字時，弟弟也不聞不問。弟弟無法理解魏特琳為何把一生都獻給一個如此遙遠和陌生的國度。魏特琳被安葬在密西根州雪柏鎮郊的公墓，基督教傳教士聯合會特意製作了一塊4尺見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著一幅象徵金陵女子學院的中國古典式房屋圖案，房屋頂部用中文隸書寫「金陵永生」。

2002年12月12日，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即金陵女子學院原址）為魏特琳樹立了一座銅像

明妮·魏特琳的墓

魏特琳身後留下了一部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她親身經歷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以及此後數年間日軍在南京實施殖民統治的情況。從1937年8月12日開始，到1940年4月，她幾乎每天都堅持寫日記，並每月定期將其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時事。當時在美國的好友認為魏特琳的日記很有價值，於是將它寄給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學》(The Classmate)上發表。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在整理傳教士檔案資料時，發現了魏特琳日記原稿。90年代初，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鑑於魏特琳日記具有極高的檔案史料價值，對魏特琳日記原稿進行了整理，並將其製成縮微膠卷，供歷史檔案學者研究使用。

《魏特琳日記》中文版

約翰·馬吉（John Magee，1884年 - 1953年）， 1884年出生於美國一個律師家庭。 美國傳教士，以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救助中國平民而著名。

馬吉在耶魯大學和麻省劍橋聖公會神學院畢業後，1912年作為牧師被美國聖公會派往中國傳教。到達中國後，他在美國聖公會的南京道勝堂作傳教士。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在南京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期間，馬吉擔任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設立難民傷兵醫院，參與救援了20多萬面臨被屠殺的中國人，與20多位堅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譜寫了一曲動人的人道主義樂章。

約翰·馬吉

馬吉牧師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馬吉牧師曾參與救助中國難民，並暗中秘密拍攝了日本軍人屠殺中國人的紀錄片。1946年，馬吉牧師曾經在日本東京設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日軍南京大屠殺作證。

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以馬吉為主席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隨即成立，全力救助難民與士兵。紅十字會對傷員的幫助也遭到日軍的無理阻撓，馬吉隨時跟著救護車，因為一旦沒有外國人在場，汽車馬上就會被日本人搶走。日軍佔領南京期間，到處搶劫殺人，尤其強姦城內婦女的獸行更是天天發生。因馬吉住的道勝堂為美國財產，日軍不敢肆意胡為，因此成為了中國婦女的避難所，這裡住滿了來尋求保護和他從日軍魔爪下拯救出來的中國婦女。馬吉在南京大屠殺的兩個多月間，曾經給日本大使館和日本佔領軍最高指揮機構寫了400多份《抗議書》和《報告書》，強烈要求停止暴行。與此同時，馬吉還給遠在美國的妻子寫了很多封信，內容全是他對日軍暴行的記錄。

馬吉在南京期間，常常利用職務之便， 冒著生命危險， 用16毫米攝影機秘密地將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攝下來。當時，日軍對外籍人士行動嚴格控制，攝影、攝像絕對禁止。馬吉牧師在影片的引言中寫道：“必須小心謹慎地行動，攝影時千萬不可讓日本人看見。”在他拍攝的這些鏡頭中，日軍的坦克和大砲正瘋狂地砲擊南京城，機關槍正對著成群的市民進行掃射，城內也到處是殘垣斷壁，以及受日軍姦淫的中國婦女，被汽油燒焦的屍體慘不忍睹，街道上、水塘中到處是被日軍血腥屠殺的平民。1937年12月21日，馬吉在南京鼓樓醫院拍攝了許多被日軍殘害的市民，他們中有些人成了控訴南京大屠殺的證人。他拍攝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當年懷有6個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強暴，她身中37刀。倖存下來的李秀英曾在戰後多次赴日本參加和平集會，控訴日軍暴行。 馬吉先後拍攝了4盤膠片，總時間為105分鐘，這些真實的鏡頭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有力鐵證，是留存至今的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畫面，成為揭露日軍暴行的鐵證。

馬吉在1941年日、美開戰後，回到美國，繼續擔任牧師傳教。1953年，馬吉在美國匹茲堡去世。馬吉臨死前曾留下這樣的遺囑：“假如再活一次，還是要為中國人服務，中國是我的家。”1991年8月，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從家中地下室裡存放的父親遺物中，找到了馬吉牧師當年拍攝的膠片拷貝和使用的那台16mm攝影機。2002年10月2日，大衛·馬吉將攝影機捐贈給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成為該館的一件珍貴歷史文物。馬吉曾經傳教的道勝堂教堂，現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學圖書館。同年10月，南京市下關區政府特將其命名為約翰·馬吉圖書館。

馬吉當年使用這部16毫米攝影機拍攝日軍暴行

馬吉當年拍攝日軍暴行的4本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