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坤

  一位從不亂發朋友圈的某省幹部，前不久突然轉發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我下嫁的實用老公，拖著5個窮親戚》，這真出人意外，國內幹部一般都很慎重，基本上不發朋友圈。 結果，看了這個來自大連的真實故事，他流淚了。 这是一位中年女性官員的自述。 一. 必須承認，當初下嫁給喬安國，就是貪圖了他的英俊和實用。 他家一共兄弟姐妹五個，其中一個弟弟小時候因為感冒燒成了盲啞人。我嫁給他時，我爸氣得住了院。 我家是正宗的書香門第，爸媽都是大學教授，弟妹的婚姻都是非富即貴。 我雖沒考上大學，但中專畢業後，進國企當了會計，老公喬安國不過就是一個普通工人，沒房沒錢，還有一個殘疾的弟弟需要全家養活。 可是，喬安國還是小喬的時候，182的個頭兒，五官帥氣逼人，身上的工作服永遠乾淨筆挺，工作服裡面的假領一直白得耀眼，我犯了花癡，一心追求他。 婚後，我和他一大家子擠住在一起，日子過得雞飛狗跳。 直到兒子喬樂出生後，我爸媽實在不忍心，讓我搬回了娘家。 喬安國是家中長子，做得一手好飯，而且收拾家務堪稱專業。自從我們住回家裡後，弟弟妹妹回家的次數明顯變頻，不為別的，就為喬安國張羅的那一桌好飯好菜。 漸漸地，喬安國就成了我們家的超級保姆，大家心安理得地指使他做各種家務，那態度很明顯 - 你既然沒能耐賺錢，那就應該做好後勤工作。 這其中，包括我，毫不誇張地說，兒子小喬從小到大，除了餵奶是我親力親為，其他一切事務幾乎都是由喬安國料理的。 他的任勞任怨讓我們過得和睦溫馨，但唯獨一件事讓我不快，那就是喬安國對他那個窮家的牽掛。 今天他媽病了，明天弟弟結婚，後天妹妹出嫁，大後天那個殘疾弟弟又出事了等等，總之，那個家就像一團亂線，纏在一起，理還亂，剪不斷。 剛搬離婆婆家那會兒，逢年過節我還回去一趟，可是，隨著一次次話不投機，我索性一年也難得回去一次，誰家有喜事，我基本不到場，只出錢，不出人。 日子久了，對於喬安國偷偷攢私房錢貼補家裡這件事，我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嫁給喬安國，別人看著不般配，但我樂在其中，至少在這場婚姻裡，我可以因為優越而任性。 更何況，喬安國是一個如此實用的老公。 二. 爸媽年紀漸長之後，生病住院的次數多了起來。父母每次生病，弟弟妹妹都是只出錢，不出力，我又手腳笨，全是喬安國無怨無悔地陪護。 爸爸媽媽慢慢被喬安國感動，對他的態度也不再像從前那麼居高臨下，而是越來越依賴。 2016年爸爸病逝，他纏綿病榻

  朱炎（1936-2012）這篇文章，值得一讀。他比我長一輩，我們沒有吃過像他那樣的苦和挨過餓，應該珍惜。 --朱炎 -- 餓是今生最深的記憶 這是我們同齡人的經歷！那麼年幼，能在戰亂殘酷的現實中堅持他的希望，刻苦勵志奮發進取，著實不容易！ 朱炎是台大外文系1960年畢業生，1984年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 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大概很難想像饑餓是種什麼滋味了，然而打從我 一出生，便一直飽受饑餓的折磨，就連大學四年，都還是有一頓沒一 頓地，好不容易咬緊牙關，勒緊褲腰才硬撐了過來。 人家說年輕歲月是人生中的黃金時刻，我卻始終連肚皮都填不胞。捱餓的滋味，我這輩子都忘不了。即使如此，我卻從來不曾放棄過希望和理想。我不顧顛覆坎坷，居然也踏上了留學之路，進而在文學領域裏馳騁攀越。回數那段匐匍的過程，每一個歷歷的腳印裏，不知有我多少不為人知的淚水與汗水滴了又乾，乾了又滴...... 狗與我不愉快的遭遇繫在一起。 先父是個讀書人，在亂世裏這種人最可憐。工人出賣勞力，商人囤積居奇，都不難生存；只有讀書人，唯一賴以謀生的教書工作，在那種時候可以說根本無法安定。學校解散，學生流亡，一片民心惶惶... ...不幸的我就是出生在這樣的時代。民國二十五年， 正是對日抗戰爆發的前夕，緊接著鬧八路、鬧土匪， 就再也沒過過一天安寧的日子。 「餓」是童年唯一的記憶。就算不打仗，家中的日子也是十分清苦， 共產黨一來，除了鬥爭地主之外，知識份子「臭老九」更是他們要打倒的對象，我們全家因此被掃地出門，頃間一無所有。親戚朋友更視我們如瘟疫，避之猶恐不及，更別說出面接濟了！我和底下的一個弟弟，一家婦孺何以維生？不可避免地我們淪為了討食的乞丐。 提了小竹籃，等在人家門外的經驗至今清晰。我守在那裏，看裏面的 人和麵皮做餃子。蕎麥麵的香味一陣陣傳出，饑腸轆轆的我只有乾嚥唾沫，可是人家往往卻對我視若無睹，甚至收下來的殘湯剩飯都不捨 給我，尤有甚者，他們的狗也衝出來咬我！ 一直到現在，每當我在街上看到各式各樣的狗類，記憶中的創傷仍會 隱隱作痛。「狗仗人勢」、「狗眼看人低」是我真真實實的人生遭遇 ，除了有錢人養的惡犬，還有就是日本鬼子威風凜凜的大狼狗， 以及半夜裏村上悽厲的狗吠－這時候一定是有土匪或是八路摸進了村上來，我們就必須立刻跳窗連夜逃命－狗在我的記憶中總與太多不愉快的遭遇繫在一起。 那一次我終於受不了了，當著母親的

  余伯伯個子瘦小，但個性豪爽嗓門超大，是父親的眾多老朋友中，外型不起眼卻最令人無法忽視的一位。 第一次見到余伯伯是在大學聯考放榜後的那個暑假，父親主動告訴我：「你可以去高雄的余伯伯家玩，余媽媽也是你媽媽少女時代的閨密。」那是在七○年代，能考上大學的獎勵。 我背著一個塞了幾件衣服的大背包，第一次單獨離家出遠門，搭乘台鐵平快車一路晃到遙遠的高雄，心情與後來第一次搭飛機赴美讀書時一樣地興奮。 當時余家住在鳳山陸軍官校旁邊的眷村，有兩個與我年紀相仿的大小余兩兄弟，大余比我大兩天，小余與我弟弟同年。我們每天早上被官校的起床號吵醒，然後帶著饅頭夾蛋、乾糧和水壺，玩遍高屏的大小風景區。晚上回到家，總有一桌比餐廳還豐盛的川菜等著，我還可以前一天點菜，每天的菜色都不同，那時候我真還以為余伯伯是某家川菜餐廳的大廚。 結果玩了十天我還不想回家，父親打電話來催問，被余伯伯用四川話嗆回去：「小孩子到我家玩，就和自己家一樣，考上大學又是暑假，催什麼催？」就直接掛電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對父親這麼凶地說話，於是放心地又玩了一個星期才回家。 那年以後的每年暑假，甚至出國念書之後，每次回台灣之前，仍然會接到大余發出「來高雄玩喔」的邀請。 民國九十四年（二○○五），我回台灣度假，帶著爸媽南下高雄拜訪八十七歲的余伯伯。那是他們四個人最後一次相聚，酒酣耳熱之後，仍然健朗的兩位老先生開始一搭一唱地回憶一段驚心動魄的往事，也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生死同舟的故事。 抗戰勝利後，父親考進河南大學醫預科，才剛上完大一，就因共軍南下隨著幾位老師一路向南逃，最後在上海搭上開往台灣的船。 當時正好是古寧頭戰役的前夕，船轉泊到戰雲密布的金門，父親沒有選擇的餘地，穿上軍服成為軍醫，好在歷經古寧頭戰役毫髮無傷。 到了民國四十二年，國軍向福建東山島發動反攻大陸的突襲，原本已落腳高雄旗山糖場的余伯伯，接到長官的徵召加入游擊隊，父親的野戰醫院也被派上島支援。但是突襲很快就失敗了，撤退時，野戰醫院被遺忘在島上，余伯伯臨危受命，率領幾位游擊隊員和一艘小船搶救野戰醫院的人員。 游擊隊找到野戰醫院，把所有人送上小船，船開動之後，余伯伯腰上繫著一根連著船的繩子，手持衝鋒槍斷後，等打完最後一顆子彈，不會游泳的他，嗆了幾口海水後，才被拉回船上。 余伯伯手舞足蹈地形容當時的險況，機槍和大砲不斷地落在小船的四周，害得我們幾個小輩也緊張得不得了。 「後